中国书法艺术到汉末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书论大量涌现,人们学会从理性角度去审视书法艺术。这一时期,书法在社会上成为热点,出现“父子争胜,兄弟竞爽”的局面,也出现很多书法世家,等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象是书法艺术的自觉,自觉的标志是书法艺术由技进入到道的高度。汉代之前书法被视为小技、末流,从赵壹的《非草书》中看出,其中所强调的还是书法的实用性,对书法的抒情性还不能够理解。
书法的技进于道,就是要我们从道的高度来审视书法艺术,或者说把书法作为求道的工具、途径。之所以能够如此,原因有很多,最重要有两点:第一是汉字的本质特征决定的;第二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发展到本体论阶段。这也是书法艺术的自觉为何发生在汉末魏晋这一时期的原因。所以我这里要讲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书法为什么能达到高度的自觉,即达到一种道的高度,这和汉字的本质特征有关;第二个问题,这种艺术的自觉为什么出现在汉末魏晋时期,这恐怕和整个思想史的演进有一定的关系。
汉字起源的时候是象形的,从文到字又经历了从象形到不象形的过程,从甲骨文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草,等等,慢慢从象形到不象形,逐渐走向符号化、规模化、简化这一方向,但是在不象形时又保持了象形的某种意味,还是具有具象的味道,这一点有的学者又称为抽象的具象。说是抽象,已经有具象的味道;说是具象,又已经变得很抽象了。
书法艺术的这一特征似乎和道很接近,因为老子描述“道”的特征就是“惚兮恍兮”。所以书法的这一特征正好和道的特征基本一致,也和后世佛教禅学所说的“说似一物即不中”相吻合。大家都知道,中国哲学发展到汉末魏晋时转向对本体论的探求,这时大家养成一个习惯,从本体亦即从道的高度去审视书法艺术。最先来做这个工作的是蔡邕,他写过《笔赋》《九势》等文章。在先秦哲学里,对于道的理解各有不同,老子将道解释为“道法自然”,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原理,庄子将道解释为宇宙的根本,“自本自根”。
在老庄之外,《周易》又把道解释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几家对书法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同时他在《笔赋》中说:“书乾坤之阴阳。”很显然他接受了《周易》的观点,同时又糅合了老庄的思想。从此中国的书法艺术便由技入道,成为求道的渠道、途径。而这种道又偏重于《周易》所讲的阴阳,所以后世很多书论家都喜欢探讨书法中的阴阳问题。阴阳推而广之,便是刚与柔、骨与肉、方与圆、迟与速、收与放、虚与实、向与背,等等。
魏晋时期玄学把老庄思想、《周易》思想,即道本体注入书法之后,禅学又注入了另一个本体:心,使书法乃至绘画、诗歌都朝着心学化、写意化方向发展。禅学提出心本体是由佛教的核心理论——因果业报思想推导出来的。在佛教里谈到心学时,经常和“意”“识”联系在一起,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相同的。对于心、道两个本体,不仅禅学在做沟通,儒家也做相应沟通,比如荀子讲:“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这一提法和禅定的祥是非常相似的。所以禅学是从印度传入的,同时在先秦哲学思想中也有很多类禅的概念。总之,在玄学和禅学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及其他艺术总的演进方向都在朝着写意的方向发展。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当下书法艺术何去何从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对于认识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一点,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书法艺术也必然会走向世界,那么书法艺术如何能够被其他民族所理解,所接受,其背后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也就是中国人特殊的宇宙观、生命情调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当其他民族真正了解到中国书法如何在玄禅思想的背景下实现了艺术的高度自觉,才会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重,这是我们的书法艺术真正走向世界的一个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在书法艺术领域文化自信的根本保证。
